王羲之的书迹，在他生前已流传于士族官僚阶层，收藏者，要么是王羲之的亲属或朋友，要么是桓玄那样贪佞的权臣。御府收藏王书，晚于私家，大约始于南朝刘宋。
皇家从私家收罗王羲之书迹，主要手段是授官和赏钱，也是一种交易。内府聚敛的数量，远远超过私家。量大了，就要整理，像对待文献书籍那样，遴选归类，拼接单帖，装裱成卷，以便展阅收藏。南朝内府有“鉴识艺人”，专司整理藏品的事务。他们鉴别藏品，汰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然后要在帖尾署名，叫做“押署”，这是责任制度。刘宋时代，出现了伪造王书的活动，内府所藏王书，也有一些伪迹，梁朝时，鉴定真伪的活动相应而生。
文献记载的大宗王书的统计数字，都是内府藏品。南朝170年间，梁武帝收藏最富，“二王书大凡一万五千纸”，对半折，王羲之约有7000余纸，数量多，当然包括摹本和伪作。为了鉴定、整理数量巨多的藏品，梁朝内府的鉴识艺人有14人之多(刘宋内府3人，齐、陈两朝都是2人)。有段时间，梁武帝时常派人把王羲之书迹或者内府制作的“出装书”(重要藏品的复制品)送到茅山，请隐居山中的陶弘景鉴定裁判。“侯景之乱”，梁内府所藏图书名迹散失一些，平乱之后，图书运到梁元帝所在的江陵(今湖北荆州)，西魏攻陷江陵的前夜，梁元帝放火烧了宫中的图书名迹，此前聚敛的右军书迹，多毁于此。
一百多年后的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又锐意蒐罗王羲之书迹，这是唐朝内府收藏羲之书迹的全盛期。褚遂良曾为太宗鉴定王书，录有一册《右军书目》，正书，5卷40帖；行书，58卷252帖。帖数相加，292帖。后来张怀瓘《二王等书录》、韦述《叙书录》记载的数量也是分书体列出，所谓“文皇帝尽价购求，天下毕至，大王真书，惟得五十纸，行书二百四十纸，草书二千纸”，合有2290纸。其中，正书与行书，共290纸，与褚遂良所记数量相当。
世间的王书，唐太宗并未收罗净尽。《唐朝叙书录》记载：武则天“神功元年(697年)五月，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：‘卿家多书，合有右军遗迹。’方庆奏曰：‘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，先有四十余纸，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，先臣并以进迄，惟有一卷现在，今进。’”王方庆献进的王氏一门书迹，“二十八人书共十卷”。现藏辽宁博物馆的《王氏一门书翰》(亦称《万岁通天帖》)是当年宫廷摹本的残零，其中就有王羲之行书《姨母帖》、草书《初月帖》。
唐高宗以后，内府收藏的王羲之书迹时散时聚，数量渐少。北宋徽宗时期，《宣和书谱》著录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，锐减到243帖，这批墨迹在“靖康之乱”中散佚。南宋高宗赵构曾经感叹：“余自渡江，无复钟、王真迹，间有一二，以重赏得之。”
每当兵革动乱之际，内府所聚王书归于星散，世间所存，总量越来越少，南宋以后，连一纸真迹也见不到了。现在所见的羲之书迹，多是刻本。墨迹近四十种(包括重出的《兰亭序》)，都是临本或者摹本，以唐摹本为贵。
